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到了“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近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集科学家、知名大学校长于一身的朱清时院士牵头筹办南方科技大学一事，也十分引人关注。
不过，筹办三年，并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获得教育部的办学许可；教学楼顶漏水，买几台电脑，尚不能校长一声令下立即执行，仍然需要“走程序”几个月。这样的报道，又使人不免有些担忧。因为几乎所有教育业人士都清楚地知道，决定南方科大“去行政化”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握在大学手中，而是在乎政府管理部门的态度与立场，看他们是否甘心、能否及时放权。
对于筹办中的南方科大，至今我们能够了解的，仅限于它的办学宗旨、选才标准和比例、“去行政化”的目标，而远远未知其实施细则。比如，要实现50%以上师资来自海外的预期，对于内、外两类人才之间的薪资如何区分和浮动，怎样避免目前高校人才引进中尴尬的二元体制；破除了行政化之后，要实现大学的高效、持久管理，究竟需要遵循什么样的治理原则和制度框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教授治校”是否就能做到公平、理性、有效，成为打造一流大学、实现教育改革理想的一剂灵丹妙药？
一切刚开了个头儿。南方科大只是拿到了那张“准生证”，其“去行政化”和招生改革措施还在小心试探阶段，远未到可以见出成效、论以成败的时候。眼下，它已成为从媒体到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正处在改革彷徨期的高校校长们的围观对象，一举一措，都将被放大打量，甚至还被教育部定义为“一场全国试验”。关注的焦点，则集中于“去行政化”的具体操作。
然而根据以往经验，列入“国家级”的试验项目或是惟一的“特区”，这样的改革相对容易。何况，还是一所全无历史包袱的全新大学，眼前有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全套制度办法可供参考仿照，跨出去的“去行政化”那一大步，纵使会遭遇日常的补漏、买电脑之类繁琐小事的磨合不适，最终总会因“特事特办”的特殊地位而获得诸多便利。
南方科大，究竟会是彷徨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亩观赏价值大于实际的丰产试验田，还是会成为高等教育深水区里游来的一尾可以搅动一池春水、催生满园活力的“鲇鱼”？期望，会是后者。
比起放大研究南方科大如何“去行政化”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它是否能够在摆脱行政思维、按照自己理解的教育规律去指挥和管理学校之后，复制香港科技大学乃至当年的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神话，通过制度创新、教育与学术研究和传播体系的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为中国打造一所独具特色的高水平大学，为眼下已如饥似渴的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范式。
从政府到大学，改革已成急切之势。无人甘于守旧。问题只是，在迈出“去行政化”这第一步之后，对于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于自主发展，我们这个人人都对教育现状表示不满的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真懂教育，不会走近新一轮急功近利的折腾？
